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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西南剧展叙事》
黄伟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56.00元
自1944年至今,人们对西南剧展的纪念、研究、探讨,在80余年的反复激荡碰撞中,逐渐由一块块散落的碎片拼贴完整。近期,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伟林新作《1944:西南剧展叙事》出版,让西南剧展在历史叙事中以另一种维度被“看见”。
本书将历史坐标上溯至清末民初唐景崧的看棋亭和“桂林春”戏班,展望其对此后中国戏剧发展的深远影响。全书纵贯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不仅从宏大的文化观、历史观着眼,也在戏剧力量的聚散、发展的迁移中,标记了从清末到“五四”、到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新时期之后的流动和变迁。
应该说,只有在足够宏大的历史尺度上来回望西南剧展,才能够理解其超越戏剧活动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正如作者所言,西南剧展是“一批文化人为了重振民族精神,让国家焕发朝气,重新点燃全面抗战初期那种炽烈燃烧的激情,召回凝心聚力的魂魄”而举行。这精神、激情、魂魄从何而来,抗战胜利之后又向何处去了,其遗产又是如何影响和构建了当下的戏剧和文化?这些问题,无不需要在时间维度上来寻找答案。
《1944:西南剧展叙事》中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西南剧展不仅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高潮,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戏剧奠基。可以说,在1944年这个时间点上,西南剧展本身就站在了历史的转折口。西南剧展中“三杰”“三导演”“青年群”以及众多戏剧团体的成员,在剧展后不久,至新中国成立后,即如繁星散入洪流,成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发展的基石。这是中国抗战戏剧运动不被时光消磨的生命力,正如作者所言:“80年过去,西南剧展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奇迹,五千年中华文明中一座戏剧丰碑,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南剧展日益彰显光芒。”
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剧种、剧团和剧评等活动的叙述,更加侧重于展现文化、民族、地域、派别等不同力量的融合与团结。
对于戏剧界的团结,在抗战时期就多有呼吁,郭沫若就曾撰写过《戏剧界的精诚团结》一文呼吁戏剧界团结,“希望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能够恒久地保持,并希望能够多得些机会来表现,以发挥它的感应力”。田汉在1943年感于戏剧界“把抗战初期的宝贵的热情大部分消歇了”,有了为戏剧“招魂”之说,进而有了西南剧展的萌发。戏剧界的精诚团结也是西南剧展之于当时与现今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之一。
西南剧展中,话剧的展演是最受关注和广泛讨论的,但却不能说话剧就是唯一的主角。本书提出一种观点,即话剧、戏曲和少数民族歌舞共同参加大会,体现了西南剧展的包容性,这是西南剧展的重要特色,也是它能赢得最大认同的基础。书中不仅关注话剧,也对剧展中各剧种的呈现多有着墨,甚至专门留出了一章给“旧剧代表”四维平剧社。戏剧的“新”与“旧”在西南剧展的时空里交错融合。
对“人”的聚焦,是本书有别于“戏剧史附属于政治史”等旧观念的另一个特点。
西南剧展规模空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参与者众。书中通过呈现不同群体,如剧人、观众、报人、学者等,勾勒出纷繁的剧坛盛景。其中既有对影响西南剧展的重要人物的关注,也有对新中国剧社、抗敌演剧队、四维平剧社等剧团以及“十人评议团”“九人检讨会”等的群像记述。
本书还关注到了容易被人忽视的一点,那就是西南剧展的舞台,正是由当时的青年剧人群体承担起来的。在回望西南剧展的过程时,作者特地写道:“这个前所未见、震惊世界的西南剧展,实际上是以一群青年为主体的事业。”
这也无怪西南剧展在历经岁月沉浮后,依然保持着鲜活的吸引力。“80年之后,我们回望,透过弥漫的历史烟尘,深感最可宝贵的,乃是青春的纯正、青春的创造和青春的力量”。
对于这种“青春的创造和青春的力量”,作者黄伟林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者。从2013年开始,黄伟林在广西师范大学发起“新西南剧展”,用西南剧展的精神赋予大学戏剧更深邃的内核,宣告“在历史闭幕的地方,我们重新出发”,使桂林文化城的文化被重新“看见”。
这就是“西南剧展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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